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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教改动态 > 教改动态详细 我国大学分类的基础性缺失及其改善路径分析
2016-10-11 我国大学分类的基础性缺失及其改善路径分析 (点击:793) 收缩
    摘要:大学分类的前提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大学系统。然而我国大学趋同化明显,大学之间的差异性很小,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设计大学分类的路径,无异于是在画饼充饥,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因此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形成复杂多样化的大学系统,让大学分类有类可分,才是当下正确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大学分类,分类基础,路径选择
    目前关于大学分类的研究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政府也意识到大学分类的重要性。不少学者开始借鉴美国大学分类模式,来设计我国大学分类的政策措施。然而,分类的前提基础就是要有“类”可分,当前我国大学办学却是“千校一面”,学校之间趋同现象严重,在类之不存的情况下去设计分类,无异于画饼充饥,实际效果存疑。
一、有类可分:大学分类的前提基础
    我们要探讨大学的分类,必然要探讨分类的前提基础。分类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分别异同,将性质相同的归在一起、相异的分开,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事物的领域。如荀子所说“同其所同、异其所异”。也就是说,事物之间本身存在差异,我们才能分类。分类者,在辨其性质,分其异而类其同,使人一目了然。其次是便于辨识与记忆事物的特质。分类目的在于辨识,故分别异同后,还须将同类组织起来,按类似的等级排列成为一个系统的集合,使事物的观念有最完善的次序与排列。可以说分类就是对原本多样化的事物进行区分的方法。
    分类有一定基本原理:其一是作品保证原理。1950年胡尔梅(E. Wyndham Hulme)在《图书分类原理》中主张分类表的编制应以已出版的图书资讯为标准。他认为:唯有图书资讯确实存在后,才能保证有一类目标题,分类表类目的拟定,局限于已出版的图书资讯范围内。日后许多分类都以此“作品保证原理”为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已存在的现有作品进行分类,而分类的基础是有作品确实存在。其二是相同性终止原理。分类的目的在“物以类聚”“同其所同”“异其所异”,将相同的作品归并在一起,将不同的作品分开,这就是“相同性终止”原理,这个原理说明,分类不仅是对已有的事物进行分类,而且分类的对象本身也应具有差异性。这两个基本分类原理说明分类的基本前提,就是有分类对象的存在并且分类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类的存在才能分类。
    我们来考察一下美国的大学分类基础。美国大学之所以要对大学进行分类,是因为他们想区分复杂的大学系统。可以说美国大学分类前提基础就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大学系统,大学系统内的个体多样性、差异性明显,所以要分类。
    由于美国大学的发展受市场影响,并且大学本身具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因此美国大学办学特色明显。受市场细分的影响,大学也就出现了多样化发展局面。为了有效管理和有效识别大学类型,美国开始对纷繁复杂的大学进行分类划分。美国是高等教育强国。高水平和多元化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高等教育规模还是水平处于世界一流。美国大学数目1950年为1851所,现在则达到4200所之多,绝对可称为世界高等教育的“超级大国”。类型多样性是美国大学让世界瞩目的特征。这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美国4000多所大学中,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有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有小型大学、大型大学、巨型大学;有四年制本科大学、社区学院、部落学院以及公司大学等。
    由于美国大学系统丰富多样的存在,为了有效区分和识别美国高等教育,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于1967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对美国纷繁复杂的大学系统进行分类。该基金会于1970年制订了一套大学分类标准以识别大学。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有效管理和方便民众对大学类型的识别。卡内基1973年正式公布的第一个美国高校分类,按高校功能和师生特征,把美国高校分为以下5种类型: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综合性大学和学院;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和学校;专业学院和其它专门教育机构。每类院校又分成若干种,5类院校共分18种,以表示同类院校之间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区分和识别美国大学系统,卡内基2005年版高校分类研发出一系列全新的分类方法,从多种纬度来展示高校间的异同。
    卡内基高校分类法之所以要不断完善,是因为美国大学系统类型越来越复杂,需要一些新方法来区分和识别其多样化的类型。我们从美国大学分类前提基础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系统存在多样性,分类是为了区分纷繁复杂的大学系统,以加强对大学的有效管理和方便民众对大学类型的识别。
二、类之不存:我国大学分类的前提基础性缺失
    按照上文对分类基础的分析,大学分类的前提基础就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大学系统,且大学系统内的个体多样性、差异性明显。现在我们来考察我国大学是否具有分类的前提基础。
    首先来考察我国是否具有了庞大的大学系统。从我国大学发展数据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已经具有一个庞大的大学系统。根据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824所。其中,普通高校2529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成人高校295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02所;高职(专科)院校1327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88个,其中普通高校571个,科研机构217个。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721.40万人,在校生共2547.70万人,毕业生659.37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65.60万人,在校生653.12万人,毕业生221.23万人。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我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大学系统。
    我们再来考察我国大学系统的差异性。我国大学办学趋同化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办学定位趋同。大学办学在过程中没有自身的理念和定位,往往陷入跟风模仿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盲目追求“高大全”,即层次高、规模大和学科齐全。在大学层次定位上,往往热衷于升级学校层次,专科想变成学院,学院想变成大学,教学型的想变成教学研究型的,而教学研究型的又想变成研究型的。大学在盲目跟风发展中难以有稳定的办学风格。
    第二,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趋同。一些大学在学科专业设置上,不是基于自身的基础和条件,努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而是跟风“市场”,遇到热门专业一哄而上。这势必造成学科专业设置的趋同。以湖南省为例,全省普通高校2012年2月共有在校生689576人,本科599371人。本科在校生分布在11个学科大类里(军事学不统计),在校生人数最多的学科是工学,有195868人,占32.7%,其次是文学和管理学,分别有118399人和95518人,分别占19.8%和16%。三大学科总计409785人,占本科生人数的68.4%。
    第三,人才培养目标趋同。目前,我国大学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差异性非常小。许多大学不顾自身的基础和条件,硬性地将培养目标锁定为高层次的学术人才,而不是将心思放在培养各具特色的人才上。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上,不少学校提出的也是一些千篇一律的一般性的要求,如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等,却很少有将这些目标细化和可操作化,基本上未能有效地结合大学自身优势和特色设定具体的培养模式,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呈现“千校一面”局面。
    结合分类的理论与美国大学的分类经验,我们知道,大学分类的基础就是首先要有类的存在,但目前我国虽然具有庞大大学系统,但是大学办学趋同化明显。中国矿业大学姜耀东教授针对我国大学办学定位趋同现象指出:“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此话虽有激愤之感,但是却道出我国大学办学趋同化严重、校与校之间差异性很小的现状。大学之间差异性很小,缺乏分类的前提基础,可谓“类之不存,谈何分类”?
三、画饼充饥:我国大学分类的路径选择错误倾向
    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看到我国大学办学的趋同化问题及了解到国外大学多样化之后,开始寻求我国大学分类发展的办法,并企图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分类的成功经验来改善我国大学办学定位趋同的局面,但是由于中西大学分类的前提基础不同,如果选择不当,极有可能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风险,这种路径选择错误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通过行政力量来强行分类倾向
    由于精力和资源的稀缺性,一所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承接所有的任务与使命。大学应该能够明确自身的使命与战略,明确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针对中国大学办学趋同化现象,教育部已认识到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寻求改变。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大学‘趋同化’现象严重,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确实需要,但就全国而言,高校办学模式应该多样化,也就是说,大学需要发展个性,而不要盲目求全求大。”    这说明我国教育当局已意识到大学办学趋同问题,并开始寻求改变之道。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国开始通过政策引导大学的分类发展。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演讲中谈到中国教育结构调整和现代职业教育时透露“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改革完成后,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这些地方高校将逐步转型开展现代职业教育。如此一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比重将从现有的55%提高到70%—80%”[9]。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力影响,将部分大学转向为职业院校,以化解我国大学趋同化的问题。
    (二)通过行政力量来强行分类的效果存疑
    这种用行政指令强制学校转型未必妥当,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而且想通过行政力量硬性推进的大学分类,极有可能出现大学发展新的同质化。因为作为一种分类的教育政策,只是大学分类的一种方案,所以只能得到一种分类结果。在这种人为限定的分类系统中,大学一定会想方设法成为更上一个层次的大学。这势必导致大学发展新一轮的“同质化”。由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的分类系统所得到的分类结果原本就具有“等级制”,这就会诱导大学都瞄准第一个层次大学,导致大学类型难以分化,大大降低大学系统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
    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建设的历史证明,通过行政力量对大学分类很难有实际效果。我国曾先后于1954、1959、1960和1978年4次确定全国重点大学。至1981年底,全国共有97所大学被确定为重点。现在又有通过“211工程”“985工程”的国家重点建设投资的大学。这种通过行政力量制造出来的重点与非重点大学,大学之间更多的是名分上的不同,其实质差异性并不大。重点与非重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实力和声誉上。由行政力量制造出来的重点与非重点实力和声誉的差距,会刺激非重点大学去追捧和模仿重点大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学的同质化。
    我国大学都在教育部的指挥棒下统一行动,最终造成了千校一面的局面。现在仍然希望用行政指令强制部分大学转型来实现大学分类的做法,无异于在目前没有饼的情况下画饼充饥而已。更何况有部分专科学校之所以要成为本科,实际上只是追求学历层次的结果,现在突然要把它转为应用型,这部分学校自己可能并没有做好转型的准备,从而会导致表面上转但是内涵并没有转[10],甚至可能是会成为新一轮套取国家资助的借口。因此期望通过行政力量来进行大学分类的效果应该大大地打一个问号。
四、类之形成:建构多样化大学系统的路径选择
    由于我国大学同质化明显,整个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类”都不存在,又如何谈“分类”。因此中国大学目前要做的是就是要形成各种类型的大学,这样才能进行大学分类工作。
    (一)市场路径:以竞争促进大学多元发展
    要形成大学的“类”,市场力量必不可少。市场的需求是多元的。大学在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中形成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如果大学办学模式单一。一个可能的局面就是所有大学的目标市场也会单一,大家都挤在一个单一的目标市场,竞争就会非常惨烈。竞争中,一些高等学校不断完善,发展成为著名大学,另一些学校不能适应变化的需求,逐渐衰退至灭亡。为了生存,大学势必考虑自身的实际和特色,在多元的目标市场中寻找新的需求点。大学在满足新的需求过程中,势必会形成定位的分化的状况,以适应新的目标市场。这种市场竞争使大学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激烈的竞争迫使大学根据多样性的市场需求,寻找和发展自己的独特优势,提高自身运营效率,以此造就大学的多样性特征。我国大学要想形成大学多元化发展格局,有必要引进市场力量,让大学在竞争中形成特色和竞争优势,实现多元化发展。
    (二)分权路径:以放权促进大学的地域特性
    我国地域发展极不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为大学分类发展提供条件。由于地域发展差异性,各地对本地区高校的需求也会有差异性。因此不同地域的大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就会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功能。这些大学为所在地域发展服务的程度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能够将管理重心下移到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地方的积极性将会极大地调动起来。通过鼓励措施激励当地大学根据所处的地域环境,通过培养特定区域所需要的人才并通过研究地域特色的文化来实现各自的办学特色,在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实现不同地域高校的多样化发展。那么,我国大学系统的分类发展将会步入快车道。
    (三)大学逻辑路径:以自主促进大学差异性
    自主应该是大学多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虽然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大学要去行政化,要充分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但是大学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其办学自主权还比较有限。多年来,我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还是一个唯上的体制,上级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人事任命、财政拨款、项目立项等方式,控制大学办学权。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则按照上面的文件或意图办事,很少有自主的表现。在这种唯上的体制中,大学没有自主的表现,是难以形成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政府是很少过问的,没有人告诉学校该如何办学,该如何定位,一切由大学自主,从而造就了美国大学众多的办学类型。随着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下放,大学自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大,那么大学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增加。
    (四)评价路径:标准评价与标杆评价结合
    标准评价是教育质量的底线评价,标杆评价是高水平的评价。教育评价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教育评价到底是标准评价还是标杆评价?
    目前我国大学评价主要是采取标杆评价,即用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办学水平。我国大学评价基本上采取学术性的评价标准,往往以科研课题的级别和规模、论文与专著的级别和数量、学位授权点的级别和数量等作为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以这种单一的学术性指标来评价非学术型大学,则带来不良的导向作用,许多大学放弃自身优势和特色,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攀高、求大、求全,最后造成千校一面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成功的大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研制出有助于激励我国大学多样化发展的评价体系。
    我们认为采取标准评价与标杆评价结合的评价方式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具体而言,为了尽量减少政府对大学分类发展的影响,同时又要考虑政府对大学质量的监控,在国家层面,可采取标准评价方式,要求大学应满足一定的“底线标准”。这个“底线标准”只是所有的大学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并不影响大学追求多样化的水平或组织形态。而为鼓励大学的特色发展和追求高水平,在大学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方面则可以采取标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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